土居健郎，日本战后成长起来的一批学者的杰出代表，心理医生，神经病治疗专家。他在一本只有一百多页的类似论文集的读本《日本人的心理结构》中，精辟地阐述了日本人的“依赖”心理，并认为这是日本社会与文化的一个重要标志。

土居健郎将日本人很多的心理特征与行为现象都归于某种“依赖”心理。比如，很强的团队意识其实就是一种依赖心理的表现，日本人只有在一个集体中才能获得安全感。日本人的罪恶感也和这种依赖心理紧密联系，因为一般日本人背叛了自己所属的利益集团，失去了集团信赖的时候，才会产生强烈的罪恶感。日本人做事情给人的感觉是非常执着的，土居将这种“执着”定义为“一般人在工作、事情不能按自己的计划进行时，所感到的心理的不舒畅。”我们将这种执着当作理想的工作态度来看待，但土居却认为事实并非这样简单，他说“人们工作的动机不知从何时开始转移了。从为完成任务而工作，变成不干点什么便坐立不安。”这也是一种依赖。日本人还经常会有受害者的心态，这是因为能否依赖完全是取决于对方的，想依赖的人经常处于一种被动的状态。若对方没有满足自己的愿望，依赖者就很容易受创伤，引起情绪的波动。此外，土居还对日本人的懊悔、无主见、偏执、受虐、同性恋等方面，讲述了依赖心理对日本民族的重大影响力。

虽然土居的这种把一切文化现象都归于“依赖”的理论有些刻意而为了，但它的确是我们研究日本的一个很好的角度。而土居是因为留学美国，亲身观察和感受到欧美人与日本人为人处世之不同，从而开始研究为什么会这样的。就像清朝来中国传教的西方传教士一样，他们每到一个地方，就记录下那里的风土人情，然后对整个中华民族的民族个性加以研究。这是值得我们学习的，因为中国人往往缺乏这样的主动对外国人、外国社会的研究，我们对这些并不能直接产生物质价值的东西似乎并不感兴趣。

我一直以来的言论是，人是永远趋向于利益最大化的，无论是助人为乐的雷锋还是贪得无厌的和绅都如此，只不过雷锋把助人后的精神愉悦当作“利益”，而和绅则直接追求物质上的利益。阅读了潘维的《论现代社会的核心价值观》后，我觉得这种理性主义不应该成为我们的核心价值观。

理性主义是市场经济诞生后涌现出的一个流派，认为盘算利益得失是个人行为的至上准则。和理性主义类似的还有物质主义，认为个人的物质利益享受至上。不可否认，理性主义和物质主义都揭示了人作为生物的某种本能，就像老虎天生就懂得填饱肚子的重要性，蜜蜂生下来就懂得用最节俭的方式制造容积最大的房子一样。但是这种本能不应该成为人们的价值观，价值观应该恰恰是人类通过思考而超越本能的那些意识。人的确是利益至上的，但如果人类只是满足于这一本性，那又何以成为人类呢？让人超越普通动物的不恰恰是那些通过我们的自控、自律、自批甚至自罚后形成的对他人、对自然、对群体的道德观体系么？是到了从理性主义的枷锁中解脱的时候了。

当然，以上只是我在阅读这篇论文时的一点联想罢了，并非此篇论文的主旨。潘维的重点在于讨论现代社会的七个骨架关系，即个人与他人的关系、个人与自然的关系、个人与群体的关系、群体与社会的关系、人民与政府的关系、人民与民族国家的关系、民族国家与国际体系的关系等，以及与这些关系对应的道德观、自然观、群体观、社会观、政治观、民族观、国际观之间的关系。人们常说的“和平演变”，即从文化上瓦解的概念可以从这些关系中得到理论的支持。因为在这七个“观”中，国际观是最薄弱的，普通民众只能从精英那里获得，而国际观的改变会导致民族观、社会观、群体观、自然观以及道德观多米诺骨牌似的颠覆。因此想要攻击一个强大的国家，攻击其核心价值观体系就是最廉价的方式，而最有效的攻击往往从最薄弱的外层开始。美国不惜重金吸引中国的留学生，目的就是为了让这些知识精英的观念有所改变，而后影响中国普通的民众。在这方面，苏联的瓦解是很有参考价值的。

潘维有两段话我觉得尤其精彩，一段是解释为什么现在我们的价值观很不稳固。我们的社会正在飞速的发展着，一个人的社会关系和社会身份也在剧烈的变化着，而“当自我社会定位出现混乱，则价值观就不稳固，行为纲常随之紊乱，社会关系中的矛盾被催化。比如：当男人同时认为自己是女人，官员同时认为自己是商人的时候。”

另一段话我认为应该得到主流媒体以及主流媒体的主管部门相当的重视。只有争论才能让价值观得到巩固和确定，可是我们的“精英思想混乱，对自己拥有的价值体系没信心，又不敢放弃，就心虚，就不许争论，就本能地进行思想压制。正因为主流传媒拒绝思想领域的论战，使其失去了活力，才丧失了对主流价值战场的主导权。”言外之意，在意识形态等重大价值观问题上的不许争论，不仅没有让“主流”价值观得到巩固，反倒让它连得到巩固的机会都失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