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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志


9月14日

土居健郎:有“依赖”情节的日本人

 

土居健郎,日本战后成长起来的一批学者的杰出代表,心理医生,神经病治疗专家。他在一本只有一百多页的类似论文集的读本《日本人的心理结构》中,精辟地阐述了日本人的“依赖”心理,并认为这是日本社会与文化的一个重要标志。

土居健郎将日本人很多的心理特征与行为现象都归于某种“依赖”心理。比如,很强的团队意识其实就是一种依赖心理的表现,日本人只有在一个集体中才能获得安全感。日本人的罪恶感也和这种依赖心理紧密联系,因为一般日本人背叛了自己所属的利益集团,失去了集团信赖的时候,才会产生强烈的罪恶感。日本人做事情给人的感觉是非常执着的,土居将这种“执着”定义为“一般人在工作、事情不能按自己的计划进行时,所感到的心理的不舒畅。”我们将这种执着当作理想的工作态度来看待,但土居却认为事实并非这样简单,他说“人们工作的动机不知从何时开始转移了。从为完成任务而工作,变成不干点什么便坐立不安。”这也是一种依赖。日本人还经常会有受害者的心态,这是因为能否依赖完全是取决于对方的,想依赖的人经常处于一种被动的状态。若对方没有满足自己的愿望,依赖者就很容易受创伤,引起情绪的波动。此外,土居还对日本人的懊悔、无主见、偏执、受虐、同性恋等方面,讲述了依赖心理对日本民族的重大影响力。

虽然土居的这种把一切文化现象都归于“依赖”的理论有些刻意而为了,但它的确是我们研究日本的一个很好的角度。而土居是因为留学美国,亲身观察和感受到欧美人与日本人为人处世之不同,从而开始研究为什么会这样的。就像清朝来中国传教的西方传教士一样,他们每到一个地方,就记录下那里的风土人情,然后对整个中华民族的民族个性加以研究。这是值得我们学习的,因为中国人往往缺乏这样的主动对外国人、外国社会的研究,我们对这些并不能直接产生物质价值的东西似乎并不感兴趣。

4月17日

文明的要素

 
法国19世纪资产阶级革命家、历史学家基伍将其十四篇讲稿集成了册,出版了《欧洲文明史》一书,讲述了从罗马帝国落败到法国大革命之间,欧洲文明的发展历程。
 
在谈到什么是文明的时候,基伍说,文明应该有两个要素:社会的发展和个人的发展。他举了几个例子:有这样一些国家,他们的税收很少,人民生活得非常富庶,但是它几乎没有产生什么艺术的创造和科学的进步。很多贵族共和国都是这样子的。这是文明吗?还有一些国家,生活可以温饱,也产生了一些宗教、道德和技术的发展,但奇怪的是,它们从来没有孕育出个人自由的观念,“每个人都能分到一份真理,但任何人都不得为自己寻求真理”。大多数亚洲居民的生活状况就是这样子的。这是文明吗?如果有这样一个民族,他们人与人之间处处显示出个人自由的精神,但却是个混乱而横暴的帝国。欧洲的确经历过这样的情况,任何人如果不强有力,就会受压制、受苦和死亡。这是文明吗?或者还有这样一个民族,每个人都很自由,同时也很平等,每个人所作的事几乎正是他们愿意做的,权力的分工也极为公平,但他们很少有公共意见、社会交往,个人才能在身后不留下任何痕迹。原始社会大抵就是这样的。这是文明吗?
 
在基伍看来,社会和个人共同的发展是文明的两个指针,缺一不可。同时,他还提出了一个难题,就是社会的发展与个人的发展,哪个是目标,哪个是手段。就是说,社会是为服务于个人而设的,还是个人是为服务于社会而生存的呢?我觉得这已经将文明的问题上升到哲学的层次了,显然,西方人、东方人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有着本质的不同的。
 
同时,我还想起前天GRE的作文题目,文明的真正价值是艺术的成就还是科技的成就呢?我想,科技成就和艺术成就或许恰恰就是社会发展与个人发展的两个表征吧。
 
2月23日

社会合理化的三条基本原则

 
安德鲁·芬伯格《对合理性的合理批判》的译文发表在2006年《科学文化评论》第三卷第5期上。
 
我们知道,自然科学的合理性包含三条主要的准则:
1、等价交换;
2、分类的规则和应用;
3、成果的优化和结果的量化。
安德鲁指出,实际上一个具有合理性的社会也必须是由市场、组织和技术围绕着这三条基本准则建立的,即它必须要等价交换、它必须要有合适的分工和分类、它必须要不断实现自身的优化。
 
这个见解是很有启发性的。一个社会如果出现了问题,显示出某种不合理性,那么一定是违反了其中某项或者某些原则的。比如,在我们的社会中交易常常不是平等的,有大量的霸王条款和片面优待的情况,这就违反了等价原则;再比如,一个企业如果不对员工进行合适的分工,不制定适宜的长期、中期、短期的规划,就难以获得发展,这是因为分工体现了分类的原则,而各种规划可以帮助优化组织资源。一旦我们知晓了目前的某种不合理是违反了哪项准则,就可以明确改进的方向——虽然有些改进是相当苦难的。
 
12月13日

个人主义的起源

 
《后现代精神》这本书的第一章——由大卫·雷·格里芬写的一篇导言,是对现代精神、现代社会、后现代精神、后现代社会的非常精辟的概括。现代精神的一个基本特质——个人主义,一般被认为有三个原因,分别是与神圣实体的比较、与自然单位的比较和大量自由的劳动力。
 
个人主义的宗教来源在于,神明总是不受任何约束的实体,人们在与神明的比较中意识到个人主义的合理性;个人主义的科学来源在于,20世纪初的科学研究认为原子是组成世间万物的基本单位,人们在与原子的比较中意识到个人主义的合法性;个人主义的社会来源在于,资本主义的空前发展,产生了大量自由的劳动力,这些人比起原先农业社会下被束缚在土地上的农民来说,具有了个人主义的能动性。
 
我对个人主义是没有什么研究的,正因为没有研究,所以才对这样的讲述很感兴趣,因为我原以为个人主义是历来就有的。个人主义的思潮酝酿出了现代精神中的世俗主义、实利主义,可以说在很长时间内都是西方主流思潮。个人不再只是社会的产品,仅仅拥有有限的自主性,而是社会成为了为达到某种目的而自愿结合到一起的独立个人的聚合体。它让自由和平等的观念更加深入人心,而在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社会,往往更注重平等而不注重自由。
 
5月14日

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之思

冯友兰先生的《中国哲学简史》一书,虽不像马克思的《资本论》那样是皇皇巨著,却也的确是引领近代中国哲学之思的一部名著。既然是简史,能理清脉络、简明扼要说观点最好。由于所含内容颇多,这里只能简单地谈看后的三个感受:
 
第一,这部书都写了什么。我觉得这部书的头两章和最后一章颇有照应的味道,都是写哲学的基本问题、对待哲学的看法、哲学的方法论等等,有提纲挈领的感觉。从第三章到第十四章,大抵是对诸子百家的概述性介绍,包括各家之经典大师、核心观点。第十五章到第二十六章(除去讲佛学和佛教的两章),则大抵是对儒家和道家两派发展脉络的介绍,因为这两派是在中国影响最深远的。最后佛学、佛教以及西方哲学的传入三章大抵是讲外来哲学与其被中国文化所接受和融合之事。通读下来的感受是,对阅读古文的要求还是比较高的,而我偏偏没有这方面的造诣,所以读起来比较累;有些大段的引用觉得特别重要的就反复看几遍,觉得不太重要的就粗略带过了,还是很可惜的。
 
第二,负的方法和正的方法。这是冯友兰先生提出的中国哲学和西方哲学在方法论上的不同之处。中国习惯用负的方法,而西方习惯正的方法。所谓负的方法,就是淡化区别,讲这个东西不是什么;而正的方法就是突出区别,讲这个东西是什么。这是西方哲学从“公设的概念”、中国哲学从“直觉的概念”开始就命中注定的。现在看来,中国哲学受到佛学的影响讲求顿悟,西方哲学则讲求分析和逻辑。
 
第三,人生境界的四个层次。冯友兰先生提出人生的境界有四个层次:一本天然的“自然境界”、讲求实际利害的“功利境界”、“正其义,不谋其利”的“道德境界”、和超世俗、自同于大全的“天地境界”。我以为前三个境界都是趋利的,自然境界可以认为是趋利的朴素阶段,道德境界可以认为是趋利的高尚阶段,而功利境界——也就是我们当下社会所呈现的种种表征是趋利从朴素到高尚的过渡阶段。真正不再趋利,那是达到了佛陀的境界,也就是天地境界之后的事。
 
看罢《中国哲学简史》,感到自己对儒家经典亟待钻修。此外书中引用的很多佛教故事甚为有趣和精奥,可以做些涉猎。这是后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