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直以来的言论是，人是永远趋向于利益最大化的，无论是助人为乐的雷锋还是贪得无厌的和绅都如此，只不过雷锋把助人后的精神愉悦当作“利益”，而和绅则直接追求物质上的利益。阅读了潘维的《论现代社会的核心价值观》后，我觉得这种理性主义不应该成为我们的核心价值观。

理性主义是市场经济诞生后涌现出的一个流派，认为盘算利益得失是个人行为的至上准则。和理性主义类似的还有物质主义，认为个人的物质利益享受至上。不可否认，理性主义和物质主义都揭示了人作为生物的某种本能，就像老虎天生就懂得填饱肚子的重要性，蜜蜂生下来就懂得用最节俭的方式制造容积最大的房子一样。但是这种本能不应该成为人们的价值观，价值观应该恰恰是人类通过思考而超越本能的那些意识。人的确是利益至上的，但如果人类只是满足于这一本性，那又何以成为人类呢？让人超越普通动物的不恰恰是那些通过我们的自控、自律、自批甚至自罚后形成的对他人、对自然、对群体的道德观体系么？是到了从理性主义的枷锁中解脱的时候了。

当然，以上只是我在阅读这篇论文时的一点联想罢了，并非此篇论文的主旨。潘维的重点在于讨论现代社会的七个骨架关系，即个人与他人的关系、个人与自然的关系、个人与群体的关系、群体与社会的关系、人民与政府的关系、人民与民族国家的关系、民族国家与国际体系的关系等，以及与这些关系对应的道德观、自然观、群体观、社会观、政治观、民族观、国际观之间的关系。人们常说的“和平演变”，即从文化上瓦解的概念可以从这些关系中得到理论的支持。因为在这七个“观”中，国际观是最薄弱的，普通民众只能从精英那里获得，而国际观的改变会导致民族观、社会观、群体观、自然观以及道德观多米诺骨牌似的颠覆。因此想要攻击一个强大的国家，攻击其核心价值观体系就是最廉价的方式，而最有效的攻击往往从最薄弱的外层开始。美国不惜重金吸引中国的留学生，目的就是为了让这些知识精英的观念有所改变，而后影响中国普通的民众。在这方面，苏联的瓦解是很有参考价值的。

潘维有两段话我觉得尤其精彩，一段是解释为什么现在我们的价值观很不稳固。我们的社会正在飞速的发展着，一个人的社会关系和社会身份也在剧烈的变化着，而“当自我社会定位出现混乱，则价值观就不稳固，行为纲常随之紊乱，社会关系中的矛盾被催化。比如：当男人同时认为自己是女人，官员同时认为自己是商人的时候。”

另一段话我认为应该得到主流媒体以及主流媒体的主管部门相当的重视。只有争论才能让价值观得到巩固和确定，可是我们的“精英思想混乱，对自己拥有的价值体系没信心，又不敢放弃，就心虚，就不许争论，就本能地进行思想压制。正因为主流传媒拒绝思想领域的论战，使其失去了活力，才丧失了对主流价值战场的主导权。”言外之意，在意识形态等重大价值观问题上的不许争论，不仅没有让“主流”价值观得到巩固，反倒让它连得到巩固的机会都失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