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费孝通论文化与文化自觉》中，费孝通讲述了这样一则故事。小时候，有一次他的母亲拾起一张写有一个字的纸片，用火把它烧掉了。费孝通当时很不解，问妈妈为什么要烧掉那张纸片，妈妈说了四个字：“敬重字纸”。费孝通一直没有领会这句话的意味，认为那不过是一种老迷信罢了。直到后来，费孝通成了有名的学者，当他再回忆起这段往事的时候，才顿然领悟其中的道理：人说出来的话马上就消散了，但是一旦让文字落在纸上，就要肩负起一种它可能给人带来迷惑与误解的责任。

 

 

 

知道图书、档案和文物的差别以后，我们就可以知道图书馆、档案馆和博物馆的差别了，进而我们就可以知道图书馆学、档案学和博物馆学的差别了。按照于老的定义，当时为了处理事务的需要，所形成的文件、手稿等等，以后成为研究当时处理某件事物的经过和当时背景的可靠根据，这些文件、手稿就被称为档案。图书、照片、录音带等等都可以成为档案，但当他们被编为档案之前，只是为了处理事务的需要而存在的，而不是为了研究用的。这就是图书和档案的区别。那么档案和文物有什么区别呢？就是档案是有意识的保存的，而文物是无意识的保存的。今天挖出商代的青铜壶器，我们说那是文物，可当时那或许只是个普通的器皿；而今天我们留下的一些珍贵资料，都是特意为以后查阅方便而保留的，这便是档案。

 

 

于光远是我国学界泰斗，著名经济学家。在这篇文章的最后，他写了这样一段文字：

 

“现在我写的这篇文章是将治学要特别重视第一手材料，在这个题目下面我写了一大堆关于档案的事情，所以在原有题目下面加上‘论档案和档案的作用’；但是档案在重视第一手材料当中知识一条，还有其他的要注意的方面。比如前面说过的写回忆录和回忆文章，就不在利用档案的范围之内。在治学中充分重视第一手材料的问题，该写的话还比较多，这篇文章就写到这里。”

 

我非常钦佩于老这种平易近人和谦逊的态度。这篇文章的题目起大了，他只谈了一个方面，在这里特别澄清了一下。他的文字就像在和你说话一样，不像很多学者那样故意搞逻辑、套理论、堆词汇；他把道理说得让每个人都能看明白。另外，这也体现了于老思维的缜密，我在读文章的时候很奇怪，心说怎么只讲了“档案”这一个方面的第一手材料啊，看到结尾便无话可说了。我要学习大师的这种深入浅出的风格和一丝不苟的精神。

周国平，当代最有影响力的学者、作家之一；刘墉，台湾才华横溢的作家、画家。他们共同对人生的关注，共同对人生哲学的思考，使得我们有幸能同时读到《人生哲学语编》和《萤窗小语》两部精彩的杂文集。这两部书除了内容有共通点外，写作方式上也都以短小文章为主，每篇文章只表现一个生活的侧面、一则对人生哲学的思考，这些都使得两部作品很有可比性。

 

当我重读《萤窗小语》时发现，它实际上更适合开启思考生活之门之用：它的文字更浅显，当然也包括它通过讲一个故事告诉一个道理的独特方式，都更适合十几岁的刚从蒙昧转向成熟时期的读者。而对于二十多岁的我，或者说已经处于这种转型的中后期的读者来说，《萤窗小语》所能包容和展示的东西已经远远不能满足需要了。这时，《人生哲学语编》就成了一个很好的选择，它实际上更适合引领入门之后的行为之用：它的文字少了分说教气，而更像是在和你谈心，读字读句犹如在倾听古琴之音，那样娓娓入耳，那样沁入心脾。所以我说，《人生哲学语编》和《萤窗小语》都在探讨人生的哲学，前者是在一层层地剥解人生，让你品味它的内在；而后者更似一个用镜子搭成的多面体，虽然你只能看到它的表面，但却能深刻地感受到它的玲珑剔透。

 

以下摘抄几句《人生哲学语编》中的话作为结束：

人与人的碰撞只能触发生活的精明，人与自然的交流才能开启生命的智慧。

相对于自然，地理不过是细节；相对于生命，历史不过是细节。

一切奢侈品都给精神生活带来不便。

昨天读完了范敬宜院长著的《总编辑手记》，这是我们马克思主义新闻观课程的一本教材，收集和整理了范老在做《人民日报》主编时的一些手记。什么是手记呢？大概就是关于当天版面、文章等等的一些评论，对得失的一些及时总结等等。虽然手记是针对《人民日报》写的，却意外地让我感受到一种关怀。我觉得《人民日报》——至少是从主编这个角度——其实是在千方百计地贴近群众的，所谓三贴近（贴近群众、贴近实际、贴近生活）归根结底还是贴近群众。我们的党报在很大的责任和压力下——导向性错误不能出，随时接受领导和全社会的监督和批评——还能想方设法让文章更有可读性、让版面更丰富多采、让文字更易于接受、让图片更吸引人等等，实在是不愧“人民日报”这四个字的。我没怎么看过人民日报，但是听说比较枯燥，我想可能是大家的思想还不够统一、这种关怀还没有贯彻到底的缘故，但是这种关怀确实是存在的。可能还有人要说，“导向性不能出错”这一条就说明《人民日报》是有喉舌性的；我说，的确，但是那也是从整个社会的长治久安的角度出发的，还是为群众利益的。所以虽然有“红色”性质，但更多的还是关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