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秋雨先生在博客上发表了《对四个重大问题的紧急回答》（点击观看），这四个问题分别是：陈晓旭的出家，演艺界政协代表的价值，是否应该穿“汉服”以及是否应设立“国家阅读日”。我觉得这四个回答非常值得大家一看，这里只对其最后一个回答发表些自己的看法。

 

对于“两会”期间一些人提出的设立“国家阅读日”的提议，余秋雨先生表示出了坚决地反对。他认为：一方面，身在信息爆炸的今天，如果把网络阅读也包括进去（当然必须包括），阅读早已不是一种欠缺，而是一场灾难。有人说，正因为这样，更应该用“阅读日”来指导。问题是，怎么指导？谁来指导？指导什么？更大的问题是，这是一个接受指导的时代吗？因此，阅读日做什么，很不清楚。另一方面，与旧时代文人的向往不同，我不认为阅读是一件重要的事。对文化见识而言，更重要的是考察、游历、体验、创造。阅读能启发生命，但更多的是浪费生命。孔子、老子、墨子、庄子为什么比我们伟大？因为他们的阅读量不到我们的万分之一。我们当代人的脑子已被文化垃圾塞满，即便拥塞的全是精华，也必然导致交通堵塞、营养过剩的死疾。

 

我觉得这个问题实际涉及了两个疑问：一，在当代，阅读究竟是否还重要；二，如果重要的话，那么“国家阅读日”的举措是否能达到增加公民阅读的作用。余秋雨先生说“不认为阅读是一件重要的事情”实际是没有说服力的，因为他本身就是个读万卷书的人。我以前在调酒房评论过，人的成熟取决于经历的多少，并不取决于阅读的多少，这似乎和余先生所说的文化见识的考察、游历、体验、创造不谋而合。但是显然，阅读也是一种经历，阅读和经历并不矛盾。就像游历也有收获大的和收获小的一样，逛次西单商场和沿着丝绸之路走一遭的文化收获是不同的，阅读的重要意义实际也体现在读什么，而对每个人这又是不同的。余先生探讨的第二个问题，实际是在证明“国家阅读日”不能达到提高阅读的效果。这是个操作上的问题，有很多细节需要考虑。但是简单地把“阅读日”定性为“指导”我认为也是不妥的，因为显然这种纪念日似的东西，充其量只是一种社会共识，不是法律条文，我在植树节的时候可以不植树，在艾滋病日的时候可以不看任何关于艾滋病的资料，同样我也可以在阅读日的时候不做任何阅读。如果我有这种共识，我就参与，没有就不参与，不需要什么指导。

 

虽然做了如上的讨论，我还是很同意余秋雨先生对文人过急地要将自己的“活计”强加于别人的那种心态进行的批判的。